2024/05/30 信息来源： 《北京大学校报》

古代汉语所记录的古代典籍文献，是了解古代中国、整理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阅读古代文献，首先要破解语言文字的问题，扫清字词句的障碍。因此，熟练地掌握古代汉语这门语言，是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必要前提。古代汉语是古籍解读的工具和钥匙。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清末张之洞也认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小学”即传统上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学问。可见古代汉语的学习与研究在古书解读乃至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占据极重要的位置，自古已然。

现代汉语由古代汉语演化而来，古今汉语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少差别。比如在词义上解析，古今汉语有很大不同。以颜色词“红”为例，古汉语中表示“红色”的词有“赤、朱、丹、红、绛”等，现代汉语中的“红”古代称为“赤”，古汉语的“红”表示赤白色，即粉红色。又如古今“尺”的长度不一，《项羽本纪》里记载：“籍长八尺余。”项羽高8尺多，按照现代的长度单位“尺”来计算，恐怕有2.6米之高，岂不成了怪人？事实上古今名物有别，秦汉之际一尺23厘米多，算下来有1.8米，这就符合一般的认识。这些词义或名物的差别常在细微之处，却往往影响到古代文本的精确解读，造成阅读者对古代世界的不当认识。而且这些细微的差别很难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好地呈现，阅读古汉语的今译文本，实际上是在阅读二手材料。所以，只有掌握了古代汉语这门语言，回归古代的语境中，才能最准确地把握古代经典的精髓。

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问题，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词汇、语法、修辞，等等。古汉语研究的各个分支方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方案。试举一例诵读古代韵文时的读音问题：杜牧的《山行》中有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斜”与“家”“花”押韵，“斜”是否应该读xiá？先明确一点，今人读诗是用当下的汉语普通话（标准音）或者某一种方言来读。普通话里的“斜”没有xiá的读音，读为xiá就是在普通话中临时造了一个音，以保证诵读时押韵。试想，古诗千千万，是否每一首不押韵的诗都要临时改读呢？改读有很多的方式，每个人的改读也不一样，如何统一？事实上，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音韵学已经指出，这种为押韵而临时改读的叶（xié）音现象，是不具有科学性的。

语言文字的方法常常能在解读出现分歧时提供决疑的依据。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是一套约定的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自运转。如果语言的使用者造出了不符合规则的句子，那么信息就很难正确地传递出去。古代典籍文献中的语言都是真实的句子，因而也是遵守当时的语言规则的，回到当时的语言系统中来理解这些句子，就可以对有分歧的解读做出判断。例如《论语·乡党》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句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断成：“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乎不”或者“乎否”这一类的连用现象是否符合当时的语法规则，是确定后一种断句方式是否可信从的重要依据。根据杨逢彬教授的研究，先秦文献中未见“乎不/否”的用例，“乎否”最早见于宋代文献。也就是说，按后一种断句方式，在先秦时是一个病句，从语言的角度不能成立。语言文字的标准是一项强标准，具有系统性和可验证性，这种方法的客观性更强，因而也更具有说服力。

语言文字具有社会性，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常常折射出古人社会生活中更深层的理念，是窥探古代世界的重要窗口。比如古汉语中牛、马、羊等牲畜的分类很细，反映出这些牲畜在社会生活中有重要作用。又比如，中国是礼仪之邦，礼节仪式及其背后的社会秩序也体现在语言当中。古汉语中存在专门的谦敬副词，是礼貌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动词“告”，根据“告”这一活动的性质是否郑重、是否有仪式性等，会呈现出不同的句法表现，这也是礼貌表达在语言中的呈现。礼貌范畴的形成与使用，是社会生活中礼仪文化的折射。语言的历史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存在联系，比如礼貌范畴的变化过程就能反映出礼制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不仅是研究特定时代（比如先秦、唐宋、明清等等）的钥匙，也是理解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变迁的重要工具。

正如治西方古典学需要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治印度古典学需要古典梵语一样，治中国古典学离不开古代汉语。古代汉语作为古代典籍文献所使用的语言，是叩开古代世界大门的钤键，是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是中国古典学科的根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汉字学、出土文献学、数字与人文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第1664期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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